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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旅游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联系

时间:2018-06-27 来源:资源开发与市场 作者:田里,隋普海,杨懿 本文字数:12796字
  摘要: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目前局限于关系存在性、非线性拐点条件等, 关系有无的条件性研究不足。依据中国知网 (CNKI) 近20年CSSCI期刊载文, 就促进论、抑制论、非线性论等新视角述评两者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促进论视角, 旅游发展引致创收外汇、增加税收、促进就业、拉动投资和刺激消费5种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在抑制论视角, 旅游发展形成去工业化、“荷兰病”效应和负溢出效应3种路径抑制经济增长;在非线性论视角,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呈“U”型、“N”型和“V”型关系3种形态, 其拐点条件集中在旅游专业化、对外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等。结合述评结果, 未来研究应注重非线性多元条件、关系有无条件性等问题。
  
  关键词:旅游发展; 经济增长; 促进论; 抑制论; 非线性论; 关系述评;
  
  Review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Based on CSSCI Journals Published in the Past 20 Years
  
  Abstract: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were limited to the existence of relationship, inflection point condition of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while there was little study on conditional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the CSSCI journals published in the past 20 year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assess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promotion theory, inhibition theory and nonlinear the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on theory, tourism development could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by such five ways as earning foreign exchange, increasing tax, promoting employment, stimulating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hibition theory, tourism development could inhibit economic growth by de-industrialization, “Dutch disease ” effect and the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nonlinear theory, there were the“U” type, “N ” type and“V” type, with the inflection point conditions focusing on tourism specialization, openness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so on. Based on the review,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roblems of nonlinear multi factor and conditi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Keyword:tourism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promotion theory; inhibition theory; nonlinear theory; relationship review;

  
  1、引言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迅速, 创收能力和地位变化明显:一是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上升,365bet: 二是实现“经济增长点、支柱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等地位升级。由此,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备受业界和学界关注。从研究方法看,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1)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运用经济指标、乘数效应、灰色理论等方法阐明两者相关性有多大。 (2) 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如运用投入产出模型 (I-O) 、旅游卫星账户 (TSA)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等方法阐明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有多大。 (3)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 (VRA) 等方法阐明两者关系如何。前两者侧重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关系, 区别为前者使用间接方式, 后者使用直接方式。随着促进关系研究的深化, 有学者对其促进关系产生质疑, 开始关注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更有甚者关注其抑制关系, 如资源诅咒、“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等。目前,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未达成共识。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是旅游经济学关注的重点, 由此出现述评两者关系的文献。陈静等基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视角述评了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 指出目前研究的不足[1];周文丽基于国内和国外视角, 阐明国内关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外关注入境旅游、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旅游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2].两者研究视角虽有差别, 但述评问题的本质都是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刘民坤等从研究指标选取和研究方法运用视角, 述评了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3].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述评抑或贡献述评都侧重于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关系, 忽视其抑制关系、非线性关系。本文试图以促进论、抑制论、非线性论新视角, 述评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促进论即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或经济增长促进旅游发展;抑制论即旅游发展抑制经济增长或经济增长抑制旅游发展;非线性论的核心是促进和抑制同时存在。依据中国知网 (CNKI)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近20年的CSSCI期刊载文, 对两者关系进行述评, 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2、促进论
  
  促进论是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主流, 形成了“旅游主导型经济增长假说 (TLGH) [4]”.即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但经济增长促进旅游发展的论断较少[5-7], 甚至有学者认为该论断不存在[8,9].因此, 促进论本质是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占主导, 形成了创收外汇、增加税收、促进就业、拉动投资和刺激消费5种表现方式。
  
  2.1 创收外汇
  
  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表现为创收外汇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 但学者们认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不同, 即创收外汇的能力不同。刘桂玉、戴魁早基于协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 认为桂林市存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关系”, 即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创收外汇的能力[8,10].但有学者研究在创收外汇能力的同时进一步证明了创收外汇能力的大小。杨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 就省际层面证明东部发达地区旅游外汇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着, 即创收外汇能力较大[11];段玉基于协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以湖南省为例, 证明旅游收入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明显, 即创收外汇能力较大[5].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 有学者定量化证明了创收外汇能力的大小。蒋才芳运用相关性分析, 得出旅游外汇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9859[12];任燕、穆秀珍构建了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 以西安市为例, 认为旅游收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系数仅为0.0395, 显着性不强[13];李其原运用协方差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 以四川省为例, 认为旅游外汇收入每增加1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增加224.42亿元[7].之后有学者指出创收外汇能力存在差异的因素。刘汉、宋海岩、王永莲认为入境旅游需求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出现差异性与样本容量、经济发展阶段性不同有关, 致使创收外汇能力发生变化[14].旅游发展通过创收外汇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认同-比较-量化”三个方面。“认同”指支持旅游发展通过创收外汇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比较”是指旅游发展创收外汇能力存在差异;“量化”是指将旅游发展创收外汇能力的差异性进行数字化表示。虽然有学者指出了创收外汇能力存在差异的因素, 但其差异性与案例地、计量方法等选择有关。
  
  2.2 提高税收
  
  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表现为提高税收是研究较不成熟的命题。从研究方法看, 该命题研究以定性为主, 这与我国旅游税收制度不完善、旅游业综合性较强等因素相关。从研究结论来看, 该命题得到多数学者支持, 但提高税收的程度不明显[15,16].此外, 邓祝仁批判了“过度关注旅游发展的财政贡献率”问题[16].从研究形式看, 单独研究该命题的学者较少, 多数学者将税收作为指标纳入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 与外汇、就业等相结合。陈晓静、冯学钢将税收增长率与就业相结合, 研究了欧盟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17].旅游发展通过提高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程度不明显。该命题研究可实现两点突破:一是以合适的方法进行定量研究;二是进行该命题的独立研究。
  
  2.3 增加就业
  
  旅游发展引致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基本得到学者们的认同, 但对增加就业程度产生质疑。起初学者们的争辩多基于经验理论、权威预测等方面, 就业乘数理论产生后学者们的质疑倾向“数字之辩”时代。左冰依据乘数理论、投入-产出模型, 计算出我国职工的综合旅游就业乘数、在业人口综合旅游就业乘数分别为1.59、1.69[18].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 学者们采用新方法测算了旅游发展引致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程度。唐代剑、李莉运用弹性方法, 以浙江省为例, 测量出旅游就业弹性系数为0.50[19];柳思维、王兆峰运用弹性和协整检验相结合的方法, 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 测量出旅游就业弹性系数为0.52[20].之后, 有学者们试图在就业乘数上实现新突破。张佰瑞采用投入-产出模型的单一方法, 与静态局部均衡方法相结合, 以北京市为例, 测算出旅游就业乘数为1.24[21].虽然学者们的测算结果有差异, 但旅游发展是就业“吸纳器”的论断毋庸置疑。旅游发展引致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经历了“定性之辩”到“定量之辩”的转变, 但未达成共识。无论是弹性系数还是就业乘数计算, 学术界的计算结果与产业界、官方界存在一定差异, 其原因与统计口径、计算方法不同有关。
  
  2.4 带动投资
  
  旅游发展通过带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同, 旅游投资带动作用呈两大特点:一是从关注旅游投资带动作用“量”到“质”的转变。王如东、诸大建基于投入-产出模型, 以江苏省为例, 测出旅游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39%[22], 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旅游投资带动作用“量”的问题, 之后有学者关注旅游投资带动作用“量”与“质”的比较问题;赵小芸从投资贡献 (“量”维) 、投资效率 (“质”维) 视角, 探讨了旅游投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就“质”维而言, 旅游投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日益明显;就“量”维而言, 旅游投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逐渐减弱[23].由此表明, 注重旅游投资“质”的带动作用才能实现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持续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 有学者考虑生态文明[24]、社会减贫等因素, 进一步提高旅游投资“质”的带动作用。二是从关注旅游投资对“硬行业”带动到“软行业”的转变。起初, 学者们主要关注旅游投资对“硬行业”的带动作用, 主要是指住宿业投资建设带动房地产业、建筑业、制造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苏建军、孙根年、徐璋勇认为旅游发展对带动投资具有促进作用, 可带动景区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25].之后, 有学者开始关注旅游投资对“软行业”的带动作用。徐虹、韩静关注旅游投资的社会效应, 即对弱势群体及其相关行业的带动作用[26].但仅限于定性分析, 没有具体测算带动作用的大小。旅游发展通过带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命题呈“多定性、少定量”, “多整体、少部分”的态势。原因是:旅游投资粘连于社会总投资之下,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难以剥离[22].但可通过构建旅游投资效益评估体系[24]等方法, 实现定性与定量、整体与部分相结合的研究, 实现旅游投资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精准测算。
  
  2.5 刺激消费
  
  旅游发展引致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丰富, 呈多视角态势。就主体性而言, 学者们主要关注该命题是刺激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居民。纵观学者们的研究基本认同:旅游发展更多的是刺激城市居民消费而不是乡村居民消费[27-30].就空间性而言, 学者们主要关注该命题是表现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学者们的研究认为:刺激消费效应由大到小为东部>中部>西部[30].就结构性而言, 学者们主要关注基本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还是非基本消费明显。学者们认为:基本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非基本消费。郑鹏、马耀峰、王洁洁基于Granger因果检验, 以陕西省为例, 突破旅游消费作为整体的研究范式, 将消费结构分为基本消费和非基本消费探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认为基本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非基本消费[31];周文丽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得出了一致结论[28], 但她进一步探讨了非基本消费、基本消费中各部分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大小, 分别是住宿业和餐饮业>交通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由此表明, 旅游发展引致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水平较低, 主要依靠基本消费。旅游发展引致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呈现出多视角研究的趋势, 主要集中在主体性、空间性和结构性等方面, 但该研究多集中在静态, 动态下对经济的增长促进作用研究较少[32,33].由于缺乏动态研究, 无法证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具有持续性, 制定的政策是否具有长期性。综上所述, 在促进论视角下, 创收外汇、刺激消费研究较成熟, 带动投资、增加就业和提高税收研究仍需加强。其原因是与我国旅游业“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的发展演化和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可剥离性有关。
  
  3、抑制论
  
  随着旅游业的深度发展, 抑制论是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新兴点”.资源诅咒理论引入旅游研究成为抑制论雏形, 之后学者们进行了深化研究, 逐渐形成去工业化、“荷兰病”效应和负向溢出效应3种路径抑制经济增长。抑制论在“旅游发展抑制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 “经济增长抑制旅游发展”的论断鲜有涉及。
  
  去工业化:旅游发展通过去工业化路径抑制经济增长的论断主要表现为挤出工业投资资本、转移工业劳动力两大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学者们对旅游发展引致去工业化抑制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条件性进行了研究, 不再简单探讨是否存在去工业化问题。就适应性而言, 工业化进行时的发展中国家, 旅游发展引致去工业化是“诅咒”, 会抑制经济增长[34].由此表明, 去工业化抑制经济增长与所在国家 (区域) 是否发达、工业化是否完成有关。就其条件性而言, 旅游发展引致去工业化抑制经济增长与收入效应、资源转移效应有关。只有资源转移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时, 去工业化抑制经济增长现象才会发生[35,36].之后, 针对旅游发展引致去工业化抑制经济增长问题, 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左冰从研究“旅游诅咒”现象得出解决去工业化的途径, 将旅游发展积累的财富用于培育区域性竞争工业[37].纵观去工业化研究, 不能简单地将其定性为经济增长的“诅咒”或“福音”, 要考虑具体因素。目前, 研究去工业化“诅咒”即旅游发展引致去工业化抑制经济增长问题居多, 分别对其发生条件、适应国家 (区域) 和解决策略进行了探讨。
  
  “荷兰病”效应:“荷兰病”理论引入旅游研究刚刚起步, 仅形成一定的研究成果。左冰提出我国旅游发展存在“旅游诅咒”现象[37];杨懿等提出“荷兰病”型旅游地概念, 即旅游产业异常繁荣, 其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国民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旅游业[38].还有学者对“荷兰病”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新疆、四川凉山州、浙江、上海等地存在“荷兰病”效应[39-43].由此表明, 旅游发展引致“荷兰病”效应抑制经济增长的论断得到多数学者支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 学者们不再局限于“荷兰病”效应存在性之争, 开始研究其发生条件性、恶化条件性。王美红、孙根年、康国栋依据构建的“景观资源-名牌景点-财务业绩”三角关系模型, 认为“荷兰病”效应的产生具有条件性, 即旅游开发有效度、客源区位开放度、营销手段先进度是“荷兰病”效应能否发生的关键因素[44];刘长生运用一般均衡理论、图解分析法, 以我国世界双遗产旅游地为例, 认为物价上涨快、收入分配差距大是旅游发展引致“荷兰病”效应的重要条件[45].在“荷兰病”效应存在性、发生条件性和恶化条件性研究的基础上, 学者们开始关注“荷兰病”效应的解决对策。韩春鲜基于旅游资源优势度, 以新疆为例, 分析得出通过投资建设旅游区、营销旅游区, 构建资本密集型产业可有效避免“荷兰病”效应[39];韩琼慧以凉山州为例, 提出资源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等方法解决“荷兰病”效应问题[41];刘长生认为产业协调发展可有效降低“荷兰病”效应[45].由此表明, “荷兰病”效应的解决对策具有适应范围小、普适性不强等特点。旅游发展引致“荷兰病”效应抑制经济增长的研究体现在存在性、条件性和对策性之辩。虽然旅游发展引致“荷兰病”效应抑制经济增长的论断得到了多数学者支持, 但结果多是实证分析, 没有形成旅游发展过程中“荷兰病”效应机制的模型。
  
  负溢出效应:旅游发展引致负溢出效应抑制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阻碍技术进步和挤出资本。纵观学者们的研究, 旅游发展通过阻碍技术进步抑制经济增长的研究涉及较多, 挤出资本涉及较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集中于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测度, 明确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学者们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极低, 甚至对经济增长呈现负向作用[46-49].鲜有学者明确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线性关系, 只有少数学者有所明确。曹翔、郭立萍以优秀旅游城市为例, 认为旅游发展通过阻碍技术进步抑制经济增长[50].还有学者研究解决旅游发展通过阻碍技术进步抑制经济增长的策略。粟娟、饶品样认为解决旅游发展通过阻碍技术进步抑制经济增长的问题, 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是不容忽视的两大因素[46,47].旅游发展抑制经济增长路径形式的挤出资本多与“资源诅咒”、“荷兰病”效应等问题相关或成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抑制关系研究中的指标。原因是资本包含种类较多, 目前学者们多关注人力资本研究, 抑或其他资本数据剥离相对困难, 因此旅游发展通过挤出资本抑制经济增长研究仍存在较大空间。目前, 旅游发展引致负溢出效应表现为阻碍技术进步、挤出资本,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 可能会存在其他表现形式。阻碍技术进步研究集中于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范畴有待深化;仅以挤出资本的研究成果相对少见, 更多的是与其他研究相结合。
  
  综上所述, 抑制论比促进论的成果少, 是较具潜力的研究领域。目前抑制论形成去工业化、“荷兰病”效应和负溢出效应三种路径抑制经济增长。随着研究的深化, 可能会形成更多路径抑制经济增长。三种路径具有一定的关系:去工业化是“荷兰病”效应的重要表现形式, 因为“荷兰病”效应的产生导致过度依赖旅游业, 其他产业发展滞后, 如工业 (制造业) 资源转移到旅游业会产生“去工业化”现象, 农业资源转移到旅游业会产生“去农业化”现象。“荷兰病”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负溢出效应。
  
  4、非线性论
  
  促进论、抑制论视角的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都是线性关系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 学者们开始质疑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仅为简单的线性关系, 之后开始研究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50-54].纵观这些研究,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论”主要有三种形式:“U”型、“N”型和“V”型关系。
  
  4.1“U”型关系
  
  “非线性论”认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存在倒“U”型和正“U”型关系, 但更多学者认为是倒“U”型关系[30,52,53].正“U”型和倒“U”型关系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潜正“U”型或潜倒“U”型。即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只是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性。武春友、谢凤媛基于门限面板数据模型, 分析得出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潜正“U”型关系, 即没有突破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关系, 只是促进程度呈先小后大的趋势[55];赵磊、方成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PSTR) , 就省际层面分析得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潜倒“U”型, 即没有突破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促进关系, 只是促进程度呈先大后小的趋势[56];吴源基于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STR) , 就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关系得出与赵磊一致的结论[57].二是正“U”型或倒“U”型, 即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实质性变化。赵磊基于Malmquist指数、系统GMM方法, 就省际层面认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存在正“U”型关系, 拐点值为0.177.当旅游发展 (省际旅游总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低于0.177时,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呈负向关系;反之则呈正向关系[30];何昭丽、孙慧认为旅游专业化程度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为倒“U”型关系, 即旅游专业化程度小于拐点值0.41时, 表现为“福音”, 反之则表现为“诅咒”[53].由此表明, 拐点条件是省际旅游总收入与省际生产总值之比的大小, 即旅游专业化水平的高低。
  
  “U”型关系呈四种形态:潜正“U”型、潜倒“U”型、正“U”型和倒“U”型。目前, 潜正“U”型和潜倒“U”型拐点条件多由特殊事件引起, 如2003年“非典”、2008年“金融危机”等。这些只造成短暂的波动性, 并没有影响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本质作用。正“U”型和倒“U”型拐点条件是由旅游专业化程度造成的, 但旅游专业化程度可分为入境旅游专业化、国内旅游专业化和整体旅游专业化, 这些又会导致不同。“非线性论”下的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形态研究较多, 但解决拐点出现的决策略较少。
  
  4.2“N”型关系
  
  与“U”型关系相比, “N”型关系研究成果较少。从理论上, “N”型关系仍然存在正“N”型和倒“N”型关系。赵磊、毛润泽基于门槛回归模型, 就省际层面分析得出对外开放为门槛变量时,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N”型关系[58].由此表明, 对外开放程度是拐点的条件。曹翔、郭立萍基于优秀旅游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 构建了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传导机制, 分析得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倒“N”型关系[50].就倒“N”型关系演化过程而论, 分析得出旅游发展利润大小、对相关产业带动效应大小是拐点的条件。“N”型关系研究停留在演化过程, 更多的是证明“N”型关系的存在性, 对“N”型关系拐点出现的策略研究较少。目前, 与“U”型关系不同, “N”型关系下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不存在暂时波动性影响。
  
  4.3“V”型关系
  
  与“U”型和“N”型关系相比, “V”型关系的研究成果鲜见。理论上, “V”型关系存在正“V”型和倒“V”型关系, 目前只见诸涉及正“V”型关系。赵磊、方成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就省际层面分析得出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V”型关系[59].但这种“V”型关系并没有突破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只是影响到促进程度。由此表明, 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成为拐点的条件。之后, 赵磊、方成指出构建基础设施的长效机制、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是解决拐点的重要举措[59].“V”型关系研究刚刚崭露头角, 诸如倒“V”型关系、“V”型关系是否存在实质突破性鲜有涉足。由此表明, “V”型关系研究极具潜力。综上所述, 非线性论是对促进论、抑制论研究的突破, 不再简单认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线性正向或负向关系。非线性论目前仅限于“U”型、“N”型和“V”型关系的形态研究, 且拐点条件相对单一, 集中于旅游专业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等, 是否存在更多影响因素的证实较少。
  
  5、结论与启示
  
  研究发现,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促进论是“主流点”, 形成5种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创收外汇、增加税收、促进就业、拉动投资和刺激消费;抑制论是“新兴点”, 形成3种路径抑制经济增长-去工业化、“荷兰病”效应和负溢出效应;非线性论是“潜力点”,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呈3种形态-“U”型、“N”型和“V”型关系。其中“U”型关系存在潜倒 (正) “U”型、倒 (正) “U”型4种形态。潜倒 (正) “U”型没有突破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本质关系, 倒 (正) “U”型已突破两者的本质关系, 拐点条件集中在旅游专业化、对外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等方面。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呈线性与非线性、促进与抑制相结合的态势, 但目前依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局限于线性、非线性关系存在性研究。促进论、抑制论和非线性论都注重关系存在性之争, 对存在的原因涉足少, 对促进关系稳定性的维系、抑制性的解决等策略性问题涉足较少。二是非线性论拐点条件过于单一。目前非线性论拐点条件多限于一种或两种因素, 多因素拐点条件涉足较少, 深入解决拐点出现的措施涉足更少。拐点的解决措施对政策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 可有效延缓抑制作用的扩张, 使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产生长期效应。三是线性、非线性关系有无条件性的研究不足。线性、非线性关系的研究多是方法驱动型, 局限于某种关系本身。对某种关系的产生是否具有条件性抑或在有无条件下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关系, 这些问题尚未涉足或涉足较少。目前涉足条件性研究的仅限于非线性论, 更多的是讨论拐点的条件性。
  
  针对目前研究的不足, 未来研究展望: (1) 注重线性、非线性关系存在原因和策略研究。深入分析线性和非线性关系存在的原因, 找出解决应对抑制关系、维持促进关系的策略, 延缓抑制关系的出现, 维持促进关系的长效性。 (2) 重视非线性论拐点条件多元化研究。突破拐点条件的单一性、双因性因素, 深入研究拐点条件可能的多因素, 以期为研究解决拐点条件的策略奠定基础。 (3) 注重有无条件下线性和非线性关系研究。有无条件下研究线性、非线性关系可突破研究方法的羁绊, 深入探讨有无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关系。针对有无条件下出现的关系, 制定相应的解决策略。如针对有条件下抑制关系的出现, 制定相应的解决策略延缓抑制关系的出现或加快抑制关系变弱。此外, 不要将有无条件限于非线性论, 应拓宽到促进论、抑制论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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